郭培元的失踪最终被证明并不是一个灵异事件。郭培元因传播非法出版物被判拘留15天，并处以若干罚款。拘留期结束之后，他便灰溜溜地返回了京城。对于阴了自己一把的王瑞东，郭培元只能是蹲在墙角画几个小圈圈诅咒他，从未想过如何报复的问题。毕竟要论耍横的能力，一个掮客是无法与一个乡镇企业家相比的。
全福公司的事情最终上了报纸，由冯啸辰请来的记者挥动生花妙笔，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坚决执行国家意志、勇于拒绝外商利诱的优秀乡镇企业的形象。王瑞东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足智多谋、引蛇出洞的有志青年的角色。为了避免刺激外商，全福公司的名字是被隐去的，只说是海东省某企业。阮福根对此并不介意，甚至是心怀感激的。因为这种表扬对于全福公司来说并不完全是好事，他的潜在客户会从中读出一些其他的味道，进而不敢与他合作。
马伟祥、邓宗白等人也都看到了这篇报道，作为知情人，他们明白全福公司之所以“拒绝利诱”，只不过是慑于重装办的淫威而已。但知道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一只煮熟的鸭子都能够被重装办救活了，让它回归大自然，他们这些大国企还敢随便玩什么名堂吗？
内田悠也是从这些报道中才了解到了郭培元失踪的真相，他没等郭培元被放出来，便选择了向重装办妥协，答应接受重装办的价格标准。其实，这个标准也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中国人已经下了决心，他们再想从中找出破绽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如此，还有必要浪费时间吗？
最关键的是，重装办还向日商通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有一家中国企业已经接受了荷兰一家化肥设备企业的外包订单。欧洲人对于价格不像日本人那样敏感，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报出来的价格已经是良心价了，比欧洲自己的价格低了七成有余，这样的价格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欧洲企业同样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重装办派出的另一支游说队伍到欧洲去走了一圈，便带回来了一批订单。
内田悠知道，仅仅是欧洲的加工订单，并不足以消化掉中国所有的过剩制造能力，还是会有一部分企业处于开工不足的状态，日方依然是有机会的。但有了欧洲的示范，中国方面的决心只会变得更大，日本企业实在是拖不起了。
包括池谷制作所、秋间会社、森茂铁工所在内的一干日本企业与重装办签订了设备分包协议，委托重装办组织中国企业为日方提供服务。除了设备制造之外，日方还提出希望中国派遣一些有经验的工程人员参加日本海外项目的现场安装和施工，对此重装办也欣然答应了。中国派遣的工人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1/3，能够极大地降低日方的设备建设成本。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这简直就是捡到了一个金元宝，因为即便是只相当于日本工人1/3的工资水平，也是国内现有工资水平的若干倍了。
这就叫双赢，这是乾贵武志代表日本化工设备协会与罗翔飞签署合作协议时，罗翔飞所做的评价。对此，乾贵武志表示了高度的赞同。
不过，在台下观摩签字仪式的人群中，至少有两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一个是冯啸辰，另一个则是内田悠。他们虽然所处的立场不同，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却有相似之处。
所谓的双赢，只是就眼下而言的。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并不只是分包业务的佣金，还有制造和安装大型成套设备的经验。日本企业的海外客户也将见识到中国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这相当于中国人借着日本企业的平台为自己做了广告。等中国自己的技术成熟，中国企业将可以甩开日本企业，单独承揽业务。可以这样说，日本企业是手把手地教会了中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们迟早要输的。”冯啸辰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我们迟早要输的。”内田悠无奈地叹息着。
是的，但凡有一点别的办法，内田悠也不希望这样去培养自己的竞争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海外竞争力日渐下降的同时，由于游资的涌入，日本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不断高涨，包括内田悠自己的老板在内，许多实业界的大佬们都已经把精力转向了虚拟经济，根本无心关注实体经济的兴衰。请中国企业代工，就是他们放弃实体经济的一个步骤。日本在实体经济上的衰落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
外包业务的事情已经进入了正轨，冯啸辰也就不需要再去操心了。事实上，他也得花点时间操心一下自己的事情了。这天下课后，于蕊把他拉到一边，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顿时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老幺，我问你一件事。”于蕊表情严肃地说道。
于蕊是战略所84级研究生班的老二，她原本是体改委的一名处长，是带职读研的。平日里，于蕊与大家的关系都不错，还经常会从自己家里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来给谢克力、祁瑞仓等脱产的同学改善伙食，颇有一些大姐的样子。冯啸辰与于蕊的关系更是非常亲近，平时说话都是挺随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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